引言[]
這是一樁離奇案件引發的謠言大恐慌,沒有根據的事情被人們編造成活靈活現的故事,引發了群眾的恐懼,歇斯底里的謠言像病毒一樣快速散播,誣指某人從事妖術,忽然間成為一種普通人也能擁有的權力,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生死,這種天上掉下來的權力,使人變得非理性、瘋狂而且陷入極端焦慮,這就是發生在清代乾隆在位時一七六八年的妖術大恐慌,簡稱「叫魂案」。事情究竟是如何發生的?讓我們接著看下去。
本文作者:孔復禮(Philip A. Kuhn)[]
一七六八年,中國悲劇性近代的前夜。
某種帶有預示性質的驚顫蔓延於中國社會:一個幽靈——一種名為「叫魂」的妖術在華夏大地上盤桓。 據稱,術士們通過作法於受害者的名字、毛髮或衣物,便可使他發病,甚至死去,並偷取他的靈魂精氣,使之為己服務。這樣的歇斯底里,影響擴及整個中國大陸十二個省分的社會生活,從農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官邸均受波及。對於我們來說,這一切又有著什麼意義?
這是一個看上去正值盛世的時代。但它的種種狀況,是否已在黑色妖術的掩飾下發出了非如此便不能為人感知的關於未來的警告?時處十八世紀,倚仗武力而來的西方人尚未出現,生活於那個時代的人們是否已在為中國近代社會創造著條件?聯想到中國人自那時以來的經歷,我們對他們生活于十八世紀的祖先竟會因當時的情形而產生鬼魂附體的可怖念頭,是否便不會感到大驚小怪了?
我們說,我們不能預見未來。然而,構成未來的種種條件就存在於我們周圍。只是它們似乎都被加上了口令,使我們在沒有口令本的情況下難以解讀(當這車子終於到了我們手中時,卻又已經太遲了)可是,我們確實可以看到難以為我們解讀的種種支離片斷,並必須賦予它們某種意義。
我們自己當代文化的許多方面,大概也可以被稱之為預示性的驚顫,正戰戰兢兢地為我們所要創造的那個社會提供目前還難以解讀的資訊。歸根結蒂,我們最大的激情,就在於將意義賦予生命——儘管這種意義有時並不是顯而易見的。
德清縣石匠撞錘「叫魂」[]
浙江省的絲綢產區,是一片廣袤而富饒的桑園,也是地勢平坦的水鄉澤國。那裏溝渠與運河縱橫交錯,星星點點地分佈著人們居住的村落。在一位來訪者的限中,這些村莊好像是把守在這廣闊平原上的衛士 ,其蹤跡東達濱海,西抵丘陵。在我們的故事開始前的百年間,這裡的居民已在從事著絲綢業,以至於無處無桑樹,春夏之際,無人不事育蠶。
正如一位十七世紀的觀察者所描述的,居民們日夜勞作,收集生絲,以抵付稅款,併為衣食之靠。他們的生計完全依賴於絲綢市場,達到了若不能獲利,則須售房市產的地步。在這個已經徹底商品化了的地區中央,即位於歷史名城杭州以北約六十餘里處,坐落著德清縣城,南條河在流人太湖途中,正好從它的四圍城牆中穿過。1768年,亦即清朝第四位皇帝弘歷(乾隆帝)在位之三十三年,東面城牆的水門與城橋坍塌了,亟待重修。
阮知縣從鄰近的仁和縣雇傭了一位名叫吳東明的石匠。1月22日,吳石匠和他的班子開始了打木樁入河的繁重工作。水位甚高,工匠們奮力趕工以完成任務。截至3月6日,木樁終於打到了河底,吳石匠一班人開始安裝新的水門。到了3月26日,吳石匠發現米的儲備已不足以供他的一班人食用,便趕回三十里外自己的家鄉——運河岸邊的商業重鎮塘棲採備供給。當他回到家中時,人們告訴他,曾有一個陌生人問起過他的行止。一位名叫沈士良的農夫,為一件蹊蹺嚇人的事,要找他幫忙。
沈士良四十三歲,與他已經亡故的同父異母長兄的兩個兒子同居一院。這兩個侄子為人苛刻暴戾,不僅折磨他,拐騙他的錢財,還毆打虐待他的母親。當他覺得在陽間再無希望討得公道時,便決定訴諸於陰間的力量。他在土地廟的供案前焚燒了一張黃紙,正式向土地爺告狀。2月間,過路人帶來了關於德清水門工程的消息,也給沈農夫帶來了新的希望。據他們說,石匠們需要將插人的姓名寫在紙片上,貼在木樁的頂部,這樣會給大錘的撞擊添加某種精神的力量,人們稱之為「叫魂」。
那些因此而被竊去精氣的人,不是生病,便是死去。沈農夫懷著重新燃起的希望,在紙片上寫下了可惡的侄兒們的名字(因為他本人是個文盲,這名字是他好不容易從侄兒們保存的漁業商行的帳冊上描下來的)。此刻,沈農夫取出捲著的紙片問吳石匠:這東西有用嗎?你們有這個法兒沒有?
吳石匠其實什麼也不會。他知道,在一般人的想像中,石匠同木匠及其他工匠一樣,擁有凶險不祥的魔力。他無疑是知道沈農夫重述的那些流言的;但他更怕自己被牽扯進「叫魂」的罪惡勾當。於是,他立即召來了當地保正,將沈農夫扭送德清縣裡盤問。阮知縣下令將沈農夫打了二十五大板後才許開釋。然而,妖術問題給吳石匠帶來的麻煩卻並未就此結束。過不多久,他就會被捲入一場公眾歇斯底里的大爆發中。早春的一個傍晚,一個名叫計兆美的德清人正在一位新近過世的鄰居家中幫著料理喪事。在回家的路上,他喝了幾杯酒。
回到家裡時已經筋疲力盡。叔叔疑心他是在外面賭了錢,便打了他一頓。計兆美既羞又怕,從家裡出去,走了六十多里路到了省府杭州,打算在這裡靠乞討為生。4月3日的三更時分,他不知怎麼來到了離杭州有名的西湖不遠的靜慈寺前。一個路人對他的口音起了疑心。當計兆美承認自己是來自德清的時候,已被一大幫人團團圍住。人群中有人高聲喝道:「你是德清人,半夜三更到此,不是做賊,定是因為你們那裏造橋,來到這裡叫魂的!」人們的怒火被煽動起來,他們抓住這個外鄉人,拳腳相加地毆打他。打過一一陣後,他們又把他拖到當地保正(負責維護村里治安的人)的家中。
正將計兆美捆在一張板凳上,恐嚇他道,如果再不講實話,就還要拷打他。計兆美已是傷痕纍纍,又被這一切嚇壞了,便胡謅出一個故事,說他確實是來叫魂的。「你既是叫魂的,身上必有符咒,」保正厲聲喝道,「從實招來,共叫過多少魂?」計兆美說,他身上本有五十張紙符,但已將其中的四十八張扔進了西湖。他用剩下的那兩張咒死了兩個孩子——孩子的名字是他胡編出來的。
第二天,計兆美先被帶到了營里,又從那裏被帶到了座落於同一城市的杭州府錢塘縣衙門。在那裏,一位姓趙的縣官向計盤問:「你是從哪得了這符咒的?又是誰在指使你幹這叫魂的勾當?」計兆美曾經聽說過有關德清縣城橋工程的種種謠傳,諸如木樁很難打到河底,石匠們需要借用活人的名字,以其靈魂精氣來為他們的大錘助力,等等。他也聽說過,為首承辦的石匠是一個叫吳什麼的,並隱約記得此人的名字中有一個「明」宇,便回答說:「是吳瑞明給我的。」石匠吳東明即刻便被押到了錢塘縣衙門。當他被傳喚時,其中隱含的凶險不祥定然已搞得他惶惶不安。所幸的是,計兆美未能從一干人犯中將吳東明辨認出來,他胡亂編造的故事因而也就不攻自破了。用刑後,計兆美承認他的全部故事都是出於害怕而編造出來的。
此時,浙江地區的妖術恐慌已經引發了好幾起擾亂人心而又希奇古怪的事情。除了上述沈士良和計兆美事件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吳石匠的副手郭廷秀的遭遇。3月25日,一位現年三十五歲、名叫穆方周的採藥人找到了郭石匠,企圖誘使他將一個紙包植入橋樁後打人河裡,這樣,穆方周便可以把他當作術士交出去,向當局邀功請賞。郭石匠大怒,揪住穆,把他拖到了縣衙門。在那裡,這位失風的告密者因為無事生非而受到重杖,並帶枷示眾。
這些事件搞得人心惶惶,省當局因而決定舉辦一次質詢,讓原告與被告當面對質,以便將此事作個了結。巡撫熊學鵬命令地方長官設立了一個由錢塘與德清兩縣知縣組成的法庭。計兆美又一次未能從一千人中將吳石匠辨認出來。當局暗中搜查了吳石匠的家,沒有發現任何與妖術有關的器物。阮知縣早已在造橋的工匠中進行過個別調查,亦沒有發現有將人名植入橋樁後打入河裡的證據。
原來所謂的妖術竟是如此!姓穆的採藥人、沈農夫以及倒了大霉的計兆美都被置於杭州城門口帶枷示眾,作為對於盲目迷信的大眾的一種警告。說到底,又有誰見過有人因叫魂的緣故而生病或死去呢?恰恰相反,倒是人們的輕信已經擾亂了民間的秩序。後來擔任浙江巡撫的永德在給皇上的奏折中,就是得出了這種否定性的結論的。可是,要真正將對於妖術的恐懼從民眾的記憶裡驅除出去,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蕭山遊方僧人剪辮叫魂[]
1768年4月8日傍晚,在與杭州隔河相望的浙江省蕭山縣,四名男子聚會於一家鄉村茶館。深色的袍服和光頭表明瞭他們的和尚身份。他們都來自杭州地區的寺廟,在附近各個村莊裡化緣。後來的供詞可以為他們每人勾勒出一幅簡圖。巨成(這是他剃度為和尚時所取的法名),四十八歲,俗姓為洪,本為蕭山人氏。他在父母與妻子亡故後,于四十一歲時進了杭州的崇善廟,接受了剃度。在廟裏,他和另一位比他年輕的和尚正一拜在同一位師父門下。按照出家人的規矩,他們便互稱為師兄弟。然而,巨成在寺裏的地位還未達到可被授予憎職的地步。因為寺裡無法供給衣食,巨成便回到本鄉蕭山化緣。
正一,二十二歲,杭州府仁和人氏,俗姓王,是巨成的師弟。
因為他幼年多病,十九歲時被母親送到城門外的關帝廟接受剃度。後來,他與巨成同在杭州修行。但亦末被授予僧職。他便與師兄一起到河對岸的蕭山以化緣為生。凈心,六十二歲,來自江蘇省大運河邊的無錫。俗姓孔,五十一歲時,他的雙親、妻子及孩子均已亡故,便來到杭州,在一個小佛寺接受了剃度,並在那裡居住。後來,他在朝慶寺得到了一個憎職。當他雲遊四處在各個寺廟修行時,遇到了一位名叫超凡的和尚。他邀超凡與他同行,當他的侍僧。超凡,四十三歲,來自位於安徽省貧痛山區的太平縣,俗姓黃,是凈心的侍僧。十八歲時,他便在家鄉當地的一座寺廟接受了剃度,後來又在祖光寺(所在地不詳,可能是在杭州)得到了一個僧職。從1756年起,他開始跟隨凈心。
杭州,這個偉大的文化與宗教中心,吸引了這四個人。他們中的兩個決定拋棄世俗生活,是因為當他們進入當時人所認為的老年時,由於家人亡故而變得孤苦伶仃。而在年輕時便接受了剃度的其他兩位,其中一人是因為生病(對家人來說,這是經濟上的一種負擔).另一人則是由於不得而知的原因。他們中有兩人持有為政府所批准的身份證明(度牒),另兩人則沒有。現在,四個人都從事著對和尚來說最為普通的一項職事外的活動:化緣。他們這樣做,不僅是因為可以從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這表明他們已拋棄了一切俗念),也因為他們所屬的寺廟無法負擔他們的生活。杭州地區乞僧的活動範圍到底有多大,尚難確證,但蕭山與杭州城畢竟只是一河之隔。在茶館裡,四人決定第二天還在那裡碰頭後出發。巨成與年邁的凈心將在各村化緣,兩個年輕和尚則將把各人的行李帶到蕭山西門外的老關帝廟去。
在村裡的一條街上,巨成和凈心遇到了兩個男孩。一個十一歲,一個十二歲,正在一所住宅前玩耍。一個男孩看到巨成所攜的古銅化緣缽上刻著名字,便大聲地將它讀了出來。巨成吃了一驚,微笑著對孩子說:「小官人,原來你識字!你再學幾年,定然可以謀個一官半職。」他接著又問道:「你叫什麼名字?等你當官以後,可不要忘了我。」巨成想的是通過取悅於孩子,他們的父母會從屋裡出來施捨他。可是,男孩卻無動於衷。看看周圍沒有大人,兩個和尚只得跚跚上路。
他們在路上走了片刻,一對怒氣沖沖的夫婦從後面追了上來。你們為什麼打聽我們孩子的名字?他們責問道,「你們一定是來叫魂的!」這對夫婦想的是,一旦讓某個術士得知了某人的名字,誰知道他會拿它來幹什麼?巨成竭力解釋說,他們只是來化緣的:因你家阿官認得字,所以說了幾句話,如何是叫魂的呢?
焦慮不安的村民們很快便圍了上來。他們中有些人早就聽說,這些天從外地來了一批叫魂的術士,四處遊蕩,在孩子們身土施展法術,使他們或者生病或者死去。這兩個和尚肯定不是好人!人們怒不可遏,將兩人捆綁起來,上上下下地搜了一通。
儘管什麼也沒有發現,人們還是開始毆打他們。騷亂的人群越聚越大,有人叫道「燒死他們!」還有人吼道「在河裡淹死他們!」
人群中有一位當地的保正設法使狂怒的人們慢慢安靜了下來。但是,因為這件事情實在太嚴重了,他不敢擅自處理,便將他們帶到官辦的驛站(這是離這裡最近的官方機構)去讓驛官審理。
在那裏,兩個和尚又被搜了身,還是沒有發現什麼叫魂的證據(這究竟該是些什麼樣的證據呢?妖書?或是作法的器具?)為保險起見,那個識字的孩子被帶到驛站,經仔細檢查,他身體健康、並無異兆。然而,孩子的父母卻堅信,唯有白紙黑字才有真正的效力,他們因而要求驛官出具一份正式文書,擔保孩子無事。驛官不願承擔這個責任,便給縣府送了一份文書。不久,知縣的差人便將巨成和凈心帶往蕭山令人生畏的縣衙門,在那裏,兩個和尚發現他們的另兩個夥伴也巳被拘捕,並受到了刑訊拷問。是那些揮之不去的有關「叫魂」的謠傳使厄運也降臨到了正一和超凡的頭上。在周圍各縣,民眾的恐懼心理正與日俱增。
在蕭山縣,一個名叫蔡瑞的捕役得到了上司的指令,對那些來自外縣、有「剪人髮辮」之嫌的遊方憎人應予拘捕。因為,一個掌握了正確「技藝」的術士,可以對著從某人辮子末端剪下的頭髮念讀咒語,而將那人的魂從身上分離出來。
儘管與和尚一案有關的人們並沒有提及這一點,但此案的背後卻隱含著頭髮的政治意義問題。統治中國的滿人的髮式,是在剃光的前額後面留著辮子。根據統一的法令,即便需要忍受極大的心靈痛苦,漢族男子也一概要留這樣的髮式,以作為效忠於當今皇朝的象徵。
那天,蔡捕役正在西門外巡邏,聽人說起有兩個從「遠方」來、帶有異鄉口音的和尚住在老關帝廟。根據他後來對知縣的報告,他隨後便走進廟裡,對超凡和正一進行盤問。因為他們的回答未能使他滿意,他便搜查了他們的行李。在超凡的包裹裡,他翻出了一些衣物,一隻討飯用的銅碗,幾件僧袍,以及兩張度牒。他用了石塊才砸開了正一的行李箱,在裡面發現了三把剪刀,一頂豬皮的防雨披肩,一把錐子,還有一根用來扎辮子的帶子。
人們情緒激忿,開始圍攏過來。「和尚身上帶這些東西幹嘛?這兩個人肯定不是好東西。」人群中有人叫道「揍他們!」「燒死他們!」據蔡捕役後來的報告,他當時壯著膽了告訴大家不能這麼做。因為超凡是一個持有度牒的正式和尚,蔡捕役認為沒有理由拘捕他。但是,正一的情況不同,他不僅沒有度牒(這表明他的身份不過是一個隨便什麼人都根容易取得的見習和尚)況且,他還帶著巨成的行李箱,裡面又有那些可疑的物品。蔡捕役將正一戴上鎖鏈,送往縣衙。超凡找到了衙門告狀,竟也被抓了起來,同另幾位和尚一起被帶到知縣面前。
在大堂上,巨成他們戴著手銬腳鐐,跪在知縣面前。知縣坐在一張高高的公案後面,兩旁坐著他的師爺們。審訊開始了:「從實招來,你到底剪了多少髮辮?」巨成已是飽受驚嚇,他爭辯道,自己並沒有剪人髮辮。知縣隨後向巨成出示了蔡捕役帶來的證據:四把剪刀,一根扎辮子的繩子,兩小段辮子。「這些東西是不是你剪人髮辮的證據?難道它們不是嗎?」巨成答稱,那四把剪刀中有三把是他已死去的當皮匠的兒子的。他全然不知道第四把剪刀是從哪來的。那根紥頭髮的繩子是他在剃頂削髮前用過的。當了和尚後,紥髮繩沒有用了,他把它和其他用品放在一起。至於那兩段辮子,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巨成是一個已被預先設定有罪的疑犯,他的招供當然不會令人滿意。於是,法庭上慣常使用的刑訊便開始了。衙役們將巨成拖過去上夾棍。我們不知道,這裡用的是否是那種可調節的踩骨夾棍,亦即一種慢慢地將骨頭壓碎的裝置;或是一種同樣可怕,會在脛骨上造成多處裂縫的刑具。一位十九世紀的觀察者曾將踝骨夾棍稱之為「一種雙料的木製夾具」,有著三條直棍子,其中靠外面的兩條是當作杠桿來用的:
主刑者漸漸地將一根楔子插入兩者之間,交替地變換方位。通過對棍子上部不斷擴張施壓,使得棍子下部不斷向中間那根固定在厚木凳上的筆直棍子靠去,於是,受刑者的踝骨便極痛苦地受到壓迫,甚至被完全壓碎。如果不幸的受害者堅信自己是無辜的,或者頑固地不肯認罪,因而使這一可怕的過程得以完成的話,到頭來,他的骨頭就會變成一灘稀漿。
最後,大概實在是熬痛不過,巨成招供道,所有對他指控之事均屬真實。然而,知縣並未因此而感到滿足,因為這痛苦不堪的和尚所講的故事前後並不完全一致。夾棍又兩次被收緊,但並未帶來更令人滿意的結果。凈心也受到了同樣的刑罰,三天過去了,知縣從四個和尚那裡都得到了某種相當於認罪的東西已經身受重傷的囚犯們,大概是被裝在通常用來運送犯人的帶輪囚車裡,送到了東面六十多里處的紹興知府衙門,亦即再上一級的官府,受到進一步的審同。這一次,鋻於巨成的骨頭已斷,便未再對他使用夾棍,而代之以用木條對他掌嘴十次。正一又一次被夾棍伺候,凈心和超凡此時已被視為不那麼有價值的犯人,因而未被進一步用刑。
到這個時候,供詞已變得空前混亂,犯人們也就被送到了再上一級的官府。這一次,他們到達了刑訊的最後一站——杭州的巡撫衙門。就在那裏,事情有了驚人的發展。自從在蕭山縣衙門的第一次過堂後,正一和超凡便固執地堅持一種說法:他們是因為拒絕給蔡捕役塞錢,才被他栽臟而受到逮捕的,這在當地社會本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但是,誰又會聽信這些衣杉襤樓的和尚們的說詞呢?難道公眾因妖術而引發的歇斯底里是完全無根無據的?再說,巨成包裏的那些證物中,到底又有什麼是蔡捕役栽的贓呢?無論是在縣衙還是在府衙,人們都不相信和尚們的說法。現在,省按察使曾日理又循著同樣的路子發問:
曾按寨使:巨成,你們既是化緣的,就該專化齋糧,如何又問人家孩子姓名?這明明是你們叫魂的憑據。你到了這裡,初供並不肯說出問過孩子姓名的話,明是你你怕追究你叫魂的事,故此隱瞞。
巨成:……當日在縣裡,因為說了問過名字的話,縣官再三追究叫魂的事,並指使人把我夾過三夾棍,如今腿子還沒有好,實在害怕。所以到這裡,大人們審問,不敢說出問過孩子名字的話。
曾按查使:……你們做這樣事,若無實在憑據,何至眾人要把你們燒死淹死,動了眾怒?
巨成:……當日見我們被男女二人拉住,就都疑我們是實在叫魂的人,所以嚷說要燒要淹,其實不過是空話。後來保正把我們送到驛裡,眾人也就散了,(比起縣裡的官員來,省裏衙門的官員們顯然不那麼傾向於依賴衙役之類的走卒,對於前者來說,他們要靠著蔡捕役之流來從事每天的公務。)當這幾個犯人蜷縮在省裏的判官面前時,正一又重述了自己受到敲詐的故事。他堅稱,蔡瑞那天在廟裡告訴他們幾人,他是奉命前來抓捕「遊方僧」的,但只要他們給他「幾個規矩錢」(相當於管區收取的規費),他就會放他們走路。正一當時回答他說:我們是討飯的和尚,哪會有錢給你?
在正一的故事中,有某種東西讓曾日理覺得聽來有理。像蔡捕役這樣的人其實並非職業警捕,而是通常被人稱為「衙役」的地方上的跑腿。他們要幹很多既令人生厭又低人一等的地方上的雜務,例如:拷打疑犯,送遞傳票,催討稅款,以及在官府衙門內外打雜。像蔡捕役這種從事警捕工作的人,在別人看來地位不高,也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他們薪俸微薄,不得不通過向同自己打交道的百姓討取「規矩錢」來過活。有些衙役甚至不在官府名冊上,因為他們太窮,所以不得不作為編外人員而依附於人。他們根本沒有薪俸,而只能在眾人頭上討食。人們一般都說,衙役屬於下等人,必須常常對他們進行檢查。可是,出於衙役提供的服務是官員們須臾難離的,很少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此刻,蔡捕役被帶上堂來,並被喝令跪下。雖然曾按察使對他的說詞一再查究,蔡仍然堅持自己的說法。整整一天,他就一直跪在那裡。最後,蔡捕投已是精疲力竭,並終於意識到,自己的戲已經玩完了。他於是招供道,自己確實曾向和尚們要過錢。
當他們拒絕給他錢時,他便一邊搜查他們的包裹,一邊威脅他們:「你們既是正經憎人,如何有這東西?你們得給我幾千錢,才放你去。不然送到縣裡,就算是剪辮子的人。」
當蔡捕役在和尚的行李裡找到了剪刀和繩子等說不清楚的東西時,事情變得嚴重起來。隨著蔡的吼聲越來越響,人們紛紛圍攏了上來。眾人歇斯底里般的反應使蔡捕役意識到,麻煩已經超出了自己能夠控制的範圍。他於是逮捕了正一,並說服眾人散開.讓他把正一拉了出去。然而,他並未將正一一直接帶往衙門,而是把他,連同他那裝有犯罪疑物的包裹,帶到了座落於城牆下一條死胡同里的自己家中,超凡已被激怒,一直跟著蔡捕役,想討回自己的行李箱。蔡捕役說:「你得找了那兩個和尚來,才會給你。」超凡萬般無奈,只好上衙門告狀去了。
蔡捕役繼續招供道,當他帶著戴上鐐銬的正一回到家裡時,便對他說:「現在沒有人了,你就隨便吐出幾吊錢來吧,我就放你走。」可是,已經怒不可遏的正一卻堅持說,他要正式去官府告狀。蔡捕役開始毆打正一,但也沒有什麼用。他意識到,除非能證明和尚們真的剪了別人的髮辮,否則他自己的麻煩就大了。
不巧的是,巨成的箱子裡只有一縷頭髮,而且,那頭髮還是直的,根本不像是從辮梢上剪下來的。於是,蔡捕役便在自己家裡找到一撮舊頭髮,走到弄堂裡正一看不見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將頭髮編成辮子。為了使證據更充實一些,他又從自己的帽檐上剪下了一些纖維,把它們編起來,看上去就像兩條小辮子似的。他又將這些匆匆偽造出來的證物,連同他自己的一把剪刀。放到了和尚的行李裡(這樣,包裏就有四把剪刀了)。然後,他便押著自己的犯人前往衙門。
在衙門裡,正一儘管遭到了刑訊,卻仍然不改他受到敲詐的說法。知縣自作聰明地指出,正一和蔡捕役原本互不相識,兩人之間並無芥蒂,所以,在蔡捕役身上找不到誣陷正一的動機。正因為如此,這個案子雖然經過了府衙的復審,亦未受到懷疑。
現在,鋻於蔡捕役已招出此事是他作弊:曾按察使便將這個案子退回了蕭山縣衙門。蔡捕役被打了一頓,又被帶枷示眾,但最後還是被開釋了——或許就此他便成了一個更為謹慎的公共秩序衛護者亦未可知。和尚們也獲得開釋,每人還分得了三千二百錢,以使他們在被打斷的骨頭未癒合前得以過活。
公眾的歇斯底里與卑劣的腐敗現象結合在一起,幾乎釀成了司法上的一樁大錯。公堂上的用刑雖能逼人招供,卻往往會因為受到指控的被告在上一級官府翻供而使供詞難以作數。當某件案子達到省一級時,官員們因為遠離骯髒的縣府大堂上的種種壓力與誘惑,對於被告的偏見也就小得多。誰說這是一件涉及妖術的案件?更有可能的是,這是由容易輕信的民眾,受到貪婪的地方捕役中的惡棍以及無能的縣府官員們的挑動,而造成的又一樁早已司空見慣的醜事。現在,省裡的官員們很樂意於銷掉這個案子。
然而,公眾恐懼的浪潮比之曾按察使及其同僚們所意識到的來得更為洶湧。就在巨成及其朋友被捕的當天,在蕭山的另一地點,人們打死了一名走街穿巷的白鐵匠,只因為他們相信在他身上發現的兩張護符是用於叫魂的咒文。官員們後來發現,這只不過是兩張用來向土地爺贖罪的普通符文,這位不幸的白鐵匠則是在自己的祖墳砍樹時才帶上它們的。此前一週.在與德清交界的安溪縣(這也是叫魂恐懼蔓延的中心地區),村民們懷疑一個帶有生僻口音,來歷不明的陌生人是來叫魂的,便用繩子把他綁在樹上,毆打至死。
不到兩個星期,浙江省叫魂的種種謠言便流傳到了江蘇。人們相信,以剪人髮辮為手段的叫魂事件均是來自浙江的遊方乞僧所為,而他們進入鄰省就是來從事這種可惡勾當的,各地官府已處於戒備狀態。過不多久,人們便發現了同樣的懷疑對象。